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有哪些（精品20篇）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读了这个故事，我体会到了，钱学森当年去美国学习气体动力学，他在一代宗师冯卡门下，成为喷射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二战期间，以华人的身份参与到了多项高机密政府计划之中。

在美国期间，钱学森喜欢交各个领域的朋友，然而，安逸的生活和卓越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让钱学森忘记大洋彼岸饱受摧残的土地，他一直深埋在心中的报国愿望，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薪中国成立之时，彻底爆发了，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决定，尽快结束自己的美国生涯。

我还体会到了，钱学森的爱国精神，遇到困难会想办法。我总以为我强多了。有一次，我遇到一条数学难题，我看了一下，想都没想，就跑去问老师，困难就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有一段值得大家看看：这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当天，

钱学森一家人购买了当天的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地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的出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可见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从上海赶往美国，在美国他成绩名列前茅，后来他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冯.卡门的学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这20年内他的事业突飞猛进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这20年内他无时无刻想念他的祖国。1955年他回国了，为中国创下了“两弹一星”的伟大进步.

读完这篇“钱学森爱国故事”的文章，我才发现自己的眼泪一滴滴的落下，可以用泪如雨下来形容了，是啊钱学森的爱国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钱学森再被关在海岛时，尽管受到无休止的折磨，他的回国之心没有一丝动摇和改变，在他的妻子的帮助下把信写在香烟纸上把信送到周恩来的手上打破了美国政府的谎言。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为我们中国创下了两弹一星的好创举后被世人称为“导弹之父”。

我要好好学习，学习钱学森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发挥的更好，像钱学森一样，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发挥出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一份力。

还有很多像钱学森一样的爱国人士，我一定去多读读他们的爱国故事，不断地充实自己，鞭策自己，努力，加油!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两弹一星，于1911年出生，2009年逝世。

他在出国以前读过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然后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最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学生。

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当新中国诞生以后，钱学森便和妻子商量提前回国，他们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将其扣留，当时的美国官员次长丹尼.金布尓称道：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顶的上五个师的兵力。他不仅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还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当中国知道了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迫害，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这种处境十分关心，周总理对此事则更加着急。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的好友陈叔通，陈叔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陈叔通写信求救。陈叔通收到信后，就以这封信作为证据，证明钱学森想回国。

中国代表秘书王炳南于1954年6月5日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向中方提供了一份被中国拘留一些美方军事人员名单，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中方也释放了美国4名飞行员，但美国还是无理拒绝，因为中方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经过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的不懈努力后，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他回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带着自己的妻子蒋英和一儿一女，登上了“克里夫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回国的路。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这本书写了许多英雄人物，比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何香凝，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

我最敬佩的是邱少云。有一次，运粮食时，邱少云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炸弹很可能会爆炸，邱少云抱起炸弹，朝河边跑去。一到河边，邱少去就把炸弹扔了，刚扔出去炸弹就爆炸了。最令我感动的科学实验是敌机扔炸弹时，一颗炸弹扔到了邱少云身边，为了保护战友，为了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也不动，直到牺牲。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英雄人物，要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也一起来看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清之际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名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爱国爱民的志士和民族英雄。只要我们光大和发扬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是清朝后期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任湖广总督期间，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强盗把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源源不断的偷运进中国，毒害中国百姓。

林则徐面对这一切，十分焦急。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6月3日，人们把缴获的鸦片全部投进硝烟池。顷刻间，鸦片全部销毁。林则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虎门硝烟的壮举，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页。

文天祥(1236-1283年)，宋末元初人。蒙古族侵略南宋时，他曾率领兵士保卫京城临安。临安失守后，他转移到南方，与各将领抵抗敌人，保卫国家。后来兵败被俘，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终于壮烈牺牲。

文天祥的时代，正是蒙古族侵略南宋的时代。

1271年，元朝建立，派大军攻打南宋，临安危在旦夕。文天祥虽然是个文官，但他认为自己既然是国家的一分子，就应当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1275年，他毅然变卖了家产，招兵买马，购买军粮。百姓纷纷响应，加入他的抗敌队伍。

由于元军势力强大，文天祥和其他将领抵抗不住，不得不退守临安。1276年，朝廷派他去和元军讲和，元军将领反而逼他投降，甚至威胁要把他杀死。文天祥说道：“国家存在，我也存在;国家灭亡，我也灭亡。你们就是把刀、锯、油锅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元军将领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扣留起来，再押送到大都去。

途中，文天祥得到一个船夫的协助，乘机逃脱。他历经许多艰险，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方，重新组织抗元救国队伍，还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

1278年，文天祥在一次战役中，被元军俘虏了。元军主帅劝文天祥投降，但被文天祥一口拒绝。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的残余部队。文天祥知道国家灭亡了，伤心欲绝，于是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他以死报国的决心。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它的意思是：“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人不会死去呢?死要死得有价值，让我们把红心留在史册上吧!”

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在地牢里。元朝统治者劝文天祥说：“只要你投降，为我们出力，我们就让你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威迫利诱，也无法动摇文天祥尽忠报国的决心。

文天祥在地牢里，受尽了折磨。1283年，元朝统治者知道无法逼他投降，就下令把他杀了。文天祥临死时，朝南方拜了几拜，沉痛地说：“我报答国家的机会，只能到此了。”

文天祥热爱自己的国家，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光辉事迹和伟大精神，至今仍然永垂不朽!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战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十二岁的放牛娃王二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贫，但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充满了温馨。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一声巨响，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睁睁的看着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惊恐得不知所措。

二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残酷杀害村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二小的哥哥石头和乡亲们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二小把乡亲们凑的几个黑菜饼送给工地上的哥哥吃，可恶的鬼子却一脚把菜饼踩进土里。愤怒的二小看到地上有一只蝎子，他用弹弓偷偷把蝎子甩进了鬼子的脖子里。不一会，鬼子被蜇得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鬼子端着刺刀刺向二小，一个乡亲举起铁镐砸死了鬼子。工地上一片混乱，乡亲们纷纷逃走，二小躲开了鬼子的追赶，却和哥哥石头跑散了。

又累又饿的王二小走了三天三夜，沿着公路，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八路军伏击鬼子的埋伏圈。

八路军吴连长担心会误伤二小，放弃了这次伏击行动。但一个掉队的鬼子却抓住了二小，吴连长策马追上鬼子，救出了二小。

二小被带到根据地，和边区的女干部柳老师住在一起。柳老师是大学生，她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习文化。她对二小既像妈妈又像姐姐，让二小感受到了温暖。

王二小一心想着要报仇，儿童团长铁柱却瞧不起二小。二小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的本事，从村里偷了两个地雷，要去炸鬼子，却在雨夜中迷了路。

吴连长冒着大雨找回了二小，他很欣赏二小的勇敢。柳老师却生气了，她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做无畏的牺牲。

鬼子向山里扫荡，二小因为淋雨而生病了。柳老师背着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迷迷糊糊的二小躺在柳老师怀里，听柳老师流着眼泪讲要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道理。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娘，也明白了柳老师一片苦心。

二小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懂得了，鬼子欠下的不仅是他一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债。他还懂得了，等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

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设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柳老师带着二小和孩子们又转移到了长城边上。太阳高高地照着，柳老师要教孩子们识字。一转身，她看见悄悄逼近的鬼子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柳老师一把将孩子拉到自己身后，枪声响了，柳老师倒下了。

鬼子来了。

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心里着急，他不能让鬼子追上了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放牛歌从山坡上走了出来，他要把鬼子引到另一条道上去。

鬼子果然抓住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大叫着要吴连长快开枪。此时才知道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了起来。

二小像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纷纷飘落下来。每一片树叶都像被二小的鲜血染红，满山遍野都是红叶。

乡亲们得救了，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把鬼子全部消灭在山沟里。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1948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世界级的代数研究中心。

那一年，华罗庚把夫人和孩子们也接到美国团聚，潦倒奔波了半生，这是他第一次过上恬静的生活。

然而对于漂泊海外报国无门的游子来说，国外恬静安逸的生活无法抚慰内心时常涌动的报国之情。

1949年10月2日，华罗庚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宣告成立了!华罗庚手捧报纸，欣喜若狂，一遍遍地读着新中国建国大典的消息。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振奋，他渴望着及早回到祖国的怀抱。华罗庚决定回国的消息，使在美的中国人惊讶，更让美国方面难于理解。美国数学界深刻认识到华罗庚的价值，他们不愿意放华罗庚走，提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试图挽留华罗庚。诸如可以加入美国国籍，增加薪金，建立先进的研究所。伊利诺大学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华罗庚为终身教授。华罗庚丝毫不为所动，他的一颗心早已飞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于是，1950年2月，他悄然离开了生活4年的西半球，乘上一条不大的邮轮，举家回国。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中，74军曾有“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而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几乎无役不与。无庸置疑，国共内战之前的74军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否认这段历史，对于那些在疆场上甘洒热血、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显然是不公平的。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在陕西长安东大乡的一户农家，1923年在长安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6年，张灵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自此开始了其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抗战期间，张灵甫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他曾在给家中兄长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职业军人为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凛然之气。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保卫战中，时任153旅305团团长的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在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脱掉上身军服，高声喊道：“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上，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他抱着机枪跳出战壕，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此后，张灵甫又率领全团将士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八百多人。

1937年12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带领305团阻击日军。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战中，张灵甫左臂中弹，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劝他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说：“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负伤后的张灵甫坚持不下火线，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305团终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拼死夺回了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当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求他离队就医时，张灵甫“违抗”军令，拒绝离开部队。雨花台南面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张灵甫在敌两面夹攻之下，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对部下训示道：“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他率全团官兵挺枪举拳，向中山陵方向同声宣誓：“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此后，张灵甫率部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一带，后因伤势严重，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盘踞在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张古山一带的日寇进行围歼。真正让张灵甫威名远扬的，正是这次德安反击战，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三次抗日大捷(史称“德安大捷”或“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当时，日军106师团占领了张古山，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张古山山势陡峭，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要拿下绝非易事。而张灵甫却提出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在夜幕中悄悄逼近张古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黑灯瞎火的晚上爬上鸟兽绝迹的张古山，当张灵甫的突击队“从天而降”的时候，许多日军还在睡梦之中。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张灵甫率突击队浴血死战，身中七块弹片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共歼灭日寇106师团等部六个联队，计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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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